端午文物看天博

清咸丰三年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(yínyìn)。 《斗草图》，作者为清代包栋(bāodòng)。 以上图片均为(wèi)天津博物馆提供 楼台(lóutái)亭榭、宏伟拱桥(gǒngqiáo)、龙舟小艇及(jí)众多人物聚于图上，界画严整，笔触细致；虽人小如蚁，细看比例恰当，且姿态各异(gèyì)；龙舟左突右进的空间安排，营造出争标的激烈紧张气氛……这幅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《金明池争标图》，传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，是一幅绢本设色风俗画，展现了北宋年间端午龙舟竞渡(lóngzhōujìngdù)的场景。 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。作为我国首个(shǒugè)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，端午节承载(chéngzài)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深沉的家国情怀。据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副(fù)主任李君(lǐjūn)介绍，天津博物馆馆藏丰富，与端午相关的文物主要集中在书画、玉器、青铜器(qīngtóngqì)、玺印、瓷器等类别。 其中(qízhōng)相关的字画较多。这幅纵61.2厘米、横29.8厘米，清人陈撰所作的《屈原图轴》，用水墨勾勒出屈原仰首向天的孤影，衣袂飘逸间尽显“路漫漫其修远兮(lùmànmànqíxiūyuǎnxī)”的坚贞(jiānzhēn)气节，正是端午节(duānwǔjié)人文精神的艺术化表达，饱含(bǎohán)对屈原的追慕之情。画作落款“己酉午日玉几写”，点明创作于端午。 清人包栋的(de)《斗(dòu)草图》，描绘女子文斗花草的雅趣，画面(huàmiàn)中草木繁盛，衣纹细腻，生动再现端午“斗百草”的游戏。清人钱慧安的《鹿门采药图》则(zé)取材庞德公归隐典故，画面上一翁一妇牵着一只鹿行于山中采药，以鹿鸣山涧之景，暗合古人端午采药辟邪的习俗。清人任颐的《钟馗图轴》，以凌厉笔触刻画钟馗怒斩小鬼的威仪，呼应端午“悬钟馗像”的辟邪传统(chuántǒng)。清人边寿民的《墨戏卷》题写“艾叶(àiyè)充兰佩(chōnglánpèi)”，以艾草菖蒲入画，呼应民间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的习俗…… 李君认为，端午起源与龙图腾崇拜渊源深厚。天津(tiānjīn)博物馆收藏的(de)红山文化玉猪龙、西周夔纹铜禁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，玉猪龙作为红山先民的祭祀圣物(shèngwù)，其猪首龙身的造型新颖别致，铜禁是(shì)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、尊等盛酒(shèngjiǔ)器皿的几案，天津博物馆这件是传世三件铜禁中最大的一件，且镌有龙纹，极其珍贵。 “五月五丙午，火遂(huǒsuì)可取天火，除不祥兮。”“宜子(yízi)先(孙)，君子宜之，长乐未央。”……这是国家一级文物“汉五月五阳燧(铜器)”的铭文。阳燧形似凹面镜，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(gōngjù)，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。从《周礼》至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等(děng)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。天津(tiānjīn)博物馆的这件文物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，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，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(jí)高。 “古人信(xìn)阴阳五行之说，五月阳气最盛，五月五行属火，丙与(yǔ)午于(wǔyú)五行属火。因而(yīnér)古人认为在丙午日午时，一年的阳气会达到极致。按照五行的角度，‘以火胜金’可以转祸为福。纯阳时铸造的器物，会拥有太阳纯阳的力量，所以铭文中强调可以驱除不祥，与端午祈福一脉相承(yīmàixiāngchéng)。”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说。 清咸丰三年的(de)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是国家一级(guójiāyījí)文物，背铸三台(sāntái)虎钮。钮右镌汉文楷书款两行：“提督湖北总兵官印礼部造(zào)”，钮左镌满文楷书三行释文。清代传世银质官印很少，这枚授予(shòuyǔ)湖北总兵向荣(xiàngróng)的银质官印，对研究我国近代史有着重要历史价值。“自古端午节有佩戴(pèidài)驱邪避祟之物的习俗。古人认为虎可以(kěyǐ)镇祟辟邪、保佑安宁，因而端午节将艾虎作为装饰品。天津则有端午给孩子佩戴老虎褡裢的民俗，寓意免灾辟邪、祛病、平安吉祥。”李君认为，这方憨态可掬的虎钮玺印，也寄寓着端午保佑安宁的美好祈愿。 天津博物馆的(de)国家二级文物宋代井陉窑鹿纹瓷枕(zhěn)，则以“鹿角解”暗合夏至物候，展现端午与(yǔ)节气(jiéqì)交融的养生智慧；清代慎德堂款粉彩龙舟图瓷盖碗上，绘有端午节龙舟竞渡、儿童嬉戏的生动场景……端午元素与不同类别的文物结合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(zhōng)就能感受到端午文化，预示着中华文脉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 《人民日报》(2025年05月31日 第 08 版(bǎn))